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理念是實踐的先導,治理理念是否科學正確,從根本上決定著治理成效乃至成敗。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自覺沖破舊有的治理觀念,形成和發展了許多新的治理理念,這些理念既引領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又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得到檢驗和發展。在社會治理領域,社會治理創新的每一步推進都離不開黨的治理理念的更新轉變。

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強調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激發社會活力。黨的十七大要求完善社會管理、健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不斷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體現黨的治理理念從注重經濟發展到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理念變革,有效地解決我國經濟發展腿長,社會發展腿短的問題。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對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和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明確提出“四個治理”原則,即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系統治理是指,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依法治理是指,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綜合治理是指,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源頭治理是指,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這是黨在社會領域治理理念的變革。

從共建共享到共建共治共享。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引導群眾依法行使權利、表達訴求、解決糾紛。增強社區服務功能,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們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共建是共同參與社會建設,突出制度和體系建設在社會治理格局中的基礎性、戰略性地位。共治即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強調樹立大社會觀、大治理觀,打造全民參與的開放治理體系。共享即共同享有治理成果,使社會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增加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是系統治理的內在要求。從共建共享到共建共治共享,體現了我們黨對公共治理理念的認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就是黨、政府、社會、人民對社會治理各司其職、各負其責、不缺位、不越位、合力共謀的格局。

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要求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治理的核心領導力量,要不斷增強黨的領導力。因此,要加強和改善各級黨委對社會治理的領導,提高領導能力；積極發揮各級政府負責社會治理的職能,切實搞好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全面落實各級黨委和政府社會治理主體責任,形成權責明晰、獎懲分明、分工負責、齊抓共管的社會治理責任鏈條；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激發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活力,更好發揮群團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獨特作用；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我國協商民主這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要求在法治的保障下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手段,持續推進社會治理的科學化、精細化；要求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在全社會營造社會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圍；完善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矛盾,善于引導群眾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環境；積極推動解決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打牢和鞏固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完善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盡可能把資源、服務、管理放到基層,使基層有職有權有物,更好地為群眾提供精準有效的服務和管理。

共建共治共享,作為我國社會治理格局的理想目標,體現了黨對治理認識的不斷深化過程。從黨的十八大以前使用“管理”到十八屆三中全會使用“治理”,從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表述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到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時調整為“全民共建共享”,再到黨的十九大提出“共建共治共享”,再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一路走來,漸入佳境。這并非是文字和概念的變化,而是黨的治理理念的變革引領社會治理創新,使我們的社會治理制度邁向更加成熟、更加完善。